科隆歷史檔案館暨萊茵蘭照片檔案館
| 科隆歷史檔案館暨萊茵蘭照片檔案館 | |
|---|---|
| Historisches Archiv mit Rheinischem Bildarchiv | |
 艾菲爾瓦爾新檔案館，2021年 | |
| 成立日期 | 1857 |
| 地址 | 科隆市艾菲爾沃爾街5號 |
| 坐标 | 50°55′27″N 6°56′17″E / 50.92409°N 6.93817°E |
| 類型 | 市檔案館 |
| 馆藏规模 | 30公里長的貨架 |
| 館長 | Ulrich Fischer[1] |
| 所有者 | 科隆市政府第七部門辦公室 |
| 網站 | www.stadt-koeln.de/leben-in-koeln/kultur/historisches-archiv |
| 地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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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市歷史檔案館暨萊茵蘭照片檔案館（舊稱科隆市歷史檔案館）是科隆市的官方檔案機構。館藏包括市政府各委員會與辦公室的檔案資料，以及多個與科隆相關的機構、公司、協會和個人檔案。其館藏可追溯至中世紀晚期，涵蓋大量文件、手稿與遺產，因而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檔案總長約30公里，是德國規模最大的市立檔案館。
科隆市歷史檔案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未受損害。然而，2009年3月3日，由於地鐵隧道施工失誤，館舍與兩棟鄰近建築倒塌，造成兩人喪生，約九成館藏遭掩埋，並大部分浸入地下水。至2011年，約95%的館藏得以打撈，但修復工程持續至2021年，仍有相當部分亟需修復。新館於2017年動工，並於2021年9月3日正式啟用，位於艾菲爾瓦爾，距原址西南方約1.5公里[2]。自2022年3月起，先前暫時分配至庇護檔案館的館藏已悉數運回科隆。
組織架構
[编辑]科隆市歷史檔案館的運作依據為1989年《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檔案法》，其中第10條同樣適用於市政檔案館。此外，科隆市另以《檔案法規》（2007年最新修訂）規範相關事務。《聯邦檔案法》則不適用於市政層級的檔案工作。
檔案館的組織劃分如下：[3]
- 行政管理（44/1）
- 公共關係（44/2）
- 前現代館藏、遺產與收藏（44/3）
- 1815年以來的市政記錄與政策事務（44/4）
- 保存部門（44/6）
- 訪問、圖書館與數位化（44/7）
- 萊茵圖像檔案館（44/8）
此外，館內也會依需求設立跨學科專案小組，特別是在重建過程中，曾成立七個計畫小組，負責館藏整合、新館規劃與建設方案的制定與執行。除了一般管理與專業部門外，還曾設立一座獨立管理的臨時檔案館。
檔案館館長
[编辑]| 姓名[4][5][6] | 生卒年 | 任期 | |
|---|---|---|---|
| Johann Jakob Peter Fuchs | 1782–1857 | 1815–1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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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ard Ennen | 1820–1880 | 1857–1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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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stantin Höhlbaum | 1849–1904 | 1880–1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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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Hansen | 1863–1943 | 1891–1927 | |
| Erich Kuphal | 1895–1965 | 1932–1945 | |
| Hermann Kownatzki | 1899–1991 | 1945–1946 | |
| Erich Kuphal | 1895–1965 | 1946–1960 | |
| Arnold Güttsches | 1904–1975 | 1960–1969 | |
| Hugo Stehkämper | 1929–2010 | 1969–1994 | |
| Everhard Kleinertz | 1939– | 1994–2004 | |
| Bettina Schmidt-Czaia | 1960– | 2005–20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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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rich Fischer | 1972– | 2025–[1] | _-_4133.jpg?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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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蘭圖像檔案館
[编辑]2023年1月1日，萊茵蘭圖像檔案館正式併入科隆市歷史檔案館，成為第44/8部門[3]。根據科隆市文化局簽署的協議，該檔案館將持續以「萊茵蘭圖像檔案館」的名稱對外呈現。其工作範疇與職責不變，但透過共享建築與行政結構，能發揮更高效的協同作用。
館藏選錄
[编辑]科隆市歷史檔案館不僅是歷史學術研究的重要中心，也為市民提供豐富的資訊服務。其館藏規模龐大，尤以1814年以前的舊藏最具歷史價值。其中的核心館藏，是對歷代君主、教宗與諸侯所頒授特權的謹慎保存與妥善保管。二戰期間，為確保珍貴館藏的安全，館方特地進行撤離行動，充分展現出嚴謹與責任感。原存於市政廳的文件則被編入首份檢索工具《舊文獻彙編6》，並以「館藏1」之名歸檔，成為研究科隆歷史最重要的文獻基礎。
在倒塌之前，檔案館館藏包括：
- 約65000份公元922年起的歷史文件
- 26公里長的檔案架
- 104000張地圖與建築圖紙、50000張海報
- 818份遺產與私人收藏
神龕制度與神社書籍
[编辑]在中世紀，科隆市民透過神龕制度（Schreinswesen）以書面形式記錄與保存法律事務[8]。教區行政部門會使用文件櫃保存契約文件，其中最著名的是位於科隆市政廳附近聖勞倫斯教區的「神龕書籍」（Schreinsbücher）。這些記錄多以羊皮紙或帳簿形式保存，內容涉及房地產交易。
科隆自1130年起便有完整的Schreinsbücher記錄。類似制度在梅斯和安德納赫等地也於12世紀末出現。[9]
早在14世紀，科隆市檔案館便已接收、保存並對外開放文獻。例如，1322年與法爾肯堡領主相關的《科隆市民之櫃》（cista civitatis Coloniensis），便曾存放於科隆貴族沃納·奧弗斯托爾茨（Werner Overstolz）位於萊茵巷的府邸中[10]。
館藏中最古老的文件是一份公元922年的憲章。這些來自科隆舊聖地區的古代憲章最終於19世紀末移交至市政檔案館保存。
漢薩同盟檔案（1594年）
[编辑]1594年，布魯日漢薩同盟辦公室的檔案（包括會議記錄）從安特衛普遷至科隆，並自此保存於科隆市檔案館[11]。這使科隆市檔案館與呂貝克市檔案館並列，成為漢薩同盟與低地德語地區最重要的檔案收藏地之一[12]。
市立圖書館的建立（1602年）
[编辑]1602年2月27日，科隆市議會在會議記錄中通過決議，明確指出要「建立一座圖書館」。議會要求市民共同出資購買一批法律書籍，並將其存放於市政廳的檔案館，以供法院及公共行政使用。[13]
這些書籍多購自歷史悠久的法蘭克福博覽會（最早記錄於1160年），涵蓋法律與政治學領域。此舉顯示了早期市政領袖對於現代化、制度化行政管理的關注。
自1414年至法國統治結束前，檔案館與圖書館由「金庫管理員」（Gewulvemeister）負責，後期則由城市法律學者委員會（Syndics）管理。
在19世紀中期，城市建築師尤利烏斯·拉施多夫（Julius Raschdorff） 為市政廳繪製的設計圖中，仍保留了中世紀檔案庫的結構。由於空間逐漸不足，後來又在西班牙建築區內增建了金庫，作為檔案室。
1862–1885年間，市立檔案館與市立圖書館一度設於同一地點[14]。這座圖書館也是少數在法國統治時期幾乎未遭損失的文化資產之一。
費迪南德·弗朗茨·瓦爾拉夫收藏 (Ferdinand Franz Wallraf)（18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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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收藏家兼學者費迪南德·弗朗茨·瓦爾拉夫 (1748–1824) 生前蒐集了大量書籍、手稿、藝術品及其他珍貴藏品，並在遺囑中將其全部贈與科隆市。這批遺贈構成了今日瓦爾拉夫-里夏茨博物館、科隆其他博物館，以及大學與市立圖書館的重要基礎。[15]
瓦爾拉夫所收集的大量手稿，對市立檔案館尤其具有價值。1824年3月瓦爾拉夫辭世後，他的摯友約翰·雅各布·彼得·福克斯 (Johann Jakob Peter Fuchs) 擔任遺囑執行人之一，並與市政委員會合作，在兩年間對其遺產進行整理與清點。這些手稿隨後由福克斯首次編目，成為市立檔案館手稿部門的核心。該收藏中包括阿爾伯特·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於1258/60年間的親筆手稿，以及聖潘塔萊昂（St. Pantaleon）10世紀的福音書。
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在19世紀80年代市立檔案館與市立圖書館館藏分立時，瓦爾拉夫的手稿仍保留於檔案館中。當時所有手寫資料歸檔案館保存，印刷品則移交圖書館。直至1934年，科隆大學與市立圖書館仍與市立檔案館維持著機構上的連結。[16]
法恩收藏（1900年）
[编辑]1900年，安東·法恩（Anton Fahne）的家譜藏品以及與貝爾格與科洛倫西亞公國歷史相關的重要檔案（包括神龕記錄）被納入市立檔案館。[17]
修道院與教會檔案（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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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化過程中，科隆眾多修道院的檔案依據法國法規被移交至國家檔案館，萊茵蘭地區的部分則轉交杜塞爾多夫國家檔案館。直到二戰結束後，這些檔案才陸續歸還。1949年，時任市長赫爾曼·彭德（Hermann Pünder）成功將約19000份文件，以及大量檔案與官方紀錄，重新帶回科隆。[18]
館藏合併（1927–2004年）
[编辑]1975年，波爾茨市檔案館移交給科隆市，成為科隆-波爾茨區的分館。該分館於2003年12月關閉，其館藏隨後完整併入科隆市檔案館。
民事登記冊（2008年）
[编辑]在2009年以前，民事登記冊被視為登記處的記錄，不論其產生日期。根據2008年3月13日修訂的《民事登記改革法》，1898年前的出生登記冊、1928年前的結婚登記冊，以及1978年前的死亡登記冊，均移交至檔案館保存。[19]
私人遺產與收藏
[编辑]館藏中包含逾700件私人遺產，包括：
- 大教堂建築師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茨維爾納（Ernst Friedrich Zwirner）
- 費迪南德·弗朗茨·瓦爾拉夫
- 作家海因里希·伯爾[20]
- 建築師雅各布·伊格納茨·希托夫[21]、奧斯瓦爾德·馬蒂亞斯·翁格斯、漢斯·席林、卡爾·班德、戈特弗里德與多米尼克斯·伯姆
- 作家伊姆加德·科恩、蘇爾皮茲·布瓦瑟雷、維爾瑪·施圖姆、保羅·沙呂克、漢斯·本德耶
- 音樂家雅克·奧芬巴赫、馬克斯·布魯赫、費迪南德·希勒[22]、君特·萬德、維爾納·亨傑斯
- 哲學家維爾姆·弗盧瑟
- 美國男中音歌唱家威廉·皮爾遜[23][24]
此外，還收藏了漢斯·席林、奧斯瓦爾德·馬蒂亞斯·翁格斯等建築師的設計圖[25]，以及基彭豪爾與維茨（KiWi）出版社、帕爾-魯根施泰因出版社的部分檔案，並保存了安妮·多恩、迪特·韋勒肖夫和君特·瓦爾拉夫的文件與遺產。
倒塌後的新收購（2009年起）
[编辑]自2009年倒塌事件以來，檔案館已新增超過80件藏品。
2009年8月，再次收購攝影師查爾斯·E·弗雷澤的遺產。
2014年，收錄市長諾伯特·伯格（Norbert Burger）的遺產。
2017年，新增漫畫家奧托·施瓦爾格（Otto Schwalge）的作品。
2018年，又收錄主持人迪特·托馬（Dieter Thoma）[26]與脫口秀主持人阿爾弗雷德·比奧萊克（Alfred Biolek）的遺產。[27]
歷史
[编辑]市政廳塔樓與穹頂時期（15–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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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隆，人們慣常將貴重物品或重要商業文件存放於特製的拱形儲藏室中，這些儲藏室多設於後院。此做法不僅商人廣泛採用，市政當局亦同樣如此。檔案內容包括城市特權、契約、法庭記錄、地圖、規劃圖、印章以及重要市民的遺產等。隨著科隆的發展與對外貿易擴展至德國境外，城市迫切需要一處合適且安全的檔案存放場所。
於是，科隆議會在1406年8月19日（聖母升天節後的星期四）決定建造市政廳塔樓。該塔樓於1407至1414年間興建，由時任市長、同時也是收租官的羅蘭·馮·奧登多普（Roland von Odendorp）主持建造，至約1440年時已被稱為「raizthorn」。設計者原本就規劃將此塔樓作為市政文件、特權與財政收據的專門保管場所。
這座晚期哥德式建築外觀與荷蘭鐘樓相似，下部為兩層方形樓層，上部則為兩層八角形樓層，全高達61公尺。塔樓高度使得頂層的「kure」一度成為消防警戒哨所。作為市政權力的新象徵，塔樓內部空間配置齊備，包括[28][29]：
- 酒窖（Kelre zo der Stede Weynen）
- 議事廳
- 軍備室（zo der Stede Reyschap）
- 士兵酒吧（Gevolwe zo der Stede Privilegien）
16世紀時，赫爾曼·馮·魏因斯伯格（Hermann von Weinsberg）年僅22歲便出任科隆皇冠基金會（Cronenburse）校長，後來更擔任市議員。他的遺產中收藏了著名的《魏因斯伯格之書》，直到1858年才由首任館長倫納德·恩南（LeonardEnnen）在檔案館中發現。
最古老的檔案索引可追溯至1408/09年，其封面飾有科隆市徽中的皇冠圖案。當時的文獻存放於塔樓內拱頂房間（gewulffe），按A至X字母標記，分置於抽屜或櫃架之中。城市憲章《聯盟簡報》（Verbundbrief）更被專門存放於帶有皇冠標誌的櫃子中，顯示其地位之崇高。文件中記載：
「此冊錄登記了科隆市授予的所有特權與信件，如今皆清晰可見，並完整收錄於檔案館中；冊錄提供了明確的解釋。首份文件，乃是與王室相關的檔案，現存於此。」[30]
1815年，市秘書約翰·雅各布·彼得·福克斯（Johann Jakob Peter Fuchs）奉命清點新增的瓦爾拉夫藏品，自此兼任檔案館長，直至1857年去世。他致力於使館藏能夠用於學術研究。[31]
隨後，倫納德·恩南（Leonard Ennen）成為科隆市首位專職檔案館長。他將赫爾曼·馮·魏因斯伯格的文獻納入館藏，並深知其歷史價值。恩南直至1880年去世前持續主持檔案館。其後，因對漢薩同盟史的專長，歷史學家康斯坦丁·霍爾鮑姆（KonstantinHöhlbaum）接任，任職至1890年。
館長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 1891–1927）時期，檔案館遷至格里昂斯克洛斯特修道院的新館舍，進入現代化階段。
格里翁修道院時期 (1897–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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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城市建築師弗里德里希·卡爾·海曼（Friedrich Carl Heimann, 1850–1921）的規劃，科隆市於格里翁修道院建造了一座著名的新哥德式建築。海曼曾師從建築師尤利烏斯·卡爾·拉施多夫（Julius Carl Raschdorff），並於1913年出任科隆市首任館長[32]。除了海曼之外，政府建築師布魯格（Brugger）與建築師莫爾（Mohr）亦參與了設計與施工[33]。該建築於1894年5月16日奠基，並於1897年12月落成，市立檔案館與圖書館同時遷入其中[34][35]。
這座三層樓的新建築，入口處設有巨大的中央山牆，一樓設有大型飾窗，其餘窗戶則較為簡潔。主入口兩側，在華麗簷篷下矗立著 編年史家戈特弗里德·哈根（Gottfried Hagen）及 科隆首位印刷商烏爾里希·策爾（Ulrich Zell）的雕像。建築前角頂端設有細長的扁平塔樓。屋脊原本設有鍍金裝飾格柵，但已不復存在；入口兩側的側門亦同樣消失。建築後部則為簡樸的磚造結構，外觀實用且樸素。[36]
館舍內部兼具實用性與莊嚴感。閱覽室與樓梯間裝飾有星形穹頂、柱廊、鎏金木質天花板，以及雕刻精美的門扇與欄杆。最為宏偉的是位於一樓的圖書館閱覽室；而樓上的檔案閱覽室則被形容為「帶有修道院食堂風格的優雅空間」。大型書庫配備防火天花板與防火樓梯系統，並由低壓蒸汽供暖系統加熱。充足的空間使其能夠收納因城市併區而快速增加的大量檔案。[33]
二戰末期，檔案館大樓曾因轟炸受損，但館藏幸因提前轉移而未遭毀壞。早在1939年，館長埃里希·庫法爾（ErichKuphal）便與同事阿諾德·古特切斯（ArnoldGüttsches）開始逐步將館藏遷往貝爾吉施地區（Bergisches Land）、維爾登堡（Wildenburg）及 西格蘭（Siegerland）等地。1942年科隆遭受猛烈轟炸後，最後一批館藏透過船隻運抵埃倫布賴特施泰因要塞（Ehrenbreitstein Fortress）。[35]
戰後，自1945年10月至1946年11月，赫爾曼·科納茨基（Hermann Kownatzki）臨時負責重建廢棄的檔案館。隨後，英國軍政府恢復了先前遭停職的庫法爾職務[37]，他全力推動館藏返還計畫，並於1947年完成。庫法爾在檔案館工作至1960年7月退休，同年年滿65歲。他於1965年逝世[38]，未能見證1971年檔案館遷入塞韋林大街（Severinstraße）新館。
庫法爾退休後，其長期助手古特切（Arnold Güttsche）於 1960年11月18日接任館長，直至1969年退休。之後由雨果·施泰坎珀（Hugo Stehkämper）繼任（任期：1969–1994）。在施泰坎珀任內，塞韋林大街的新檔案館落成，檔案館隨之遷入[39]。
原位於蓋倫斯克洛斯特街12號的建築，後由蓋林保險集團持有，並曾作為私人圖書館使用。2014年起，該建築改建為酒店。[40]
塞韋林大街時期（1971–2009）
[编辑]建築與空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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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師弗里茨·哈弗坎普（Fritz Haferkamp）的指導下，一座七層樓高的檔案館於塞韋林大街222–228號落成，並於1971年正式啟用。其核心目標之一是有效保護檔案資料，避免受氣候與天候影響，同時營造穩定均衡的室內環境。
不同於當時多數檔案館普遍採用的人工空調方式（如杜塞爾多夫、柏林與慕尼黑的國家檔案館），該建築選擇依據建築物理原理設計的「自我調節」氣候控制系統，幾乎不依賴額外機械設備。這一設計後來被稱為「科隆空調模式」，並成為後續檔案館建築的典範。[41]
建築主體以鋼筋混凝土骨架搭配49公分厚的燒結實心磚砌牆，以抵禦外部氣候。外牆覆以淺色捷克花崗岩，每隔七公分鋪設一塊。牆體內側則抹上石灰砂漿，以吸收並導出濕氣，使其經由磚牆與外牆間的縫隙散逸。僅有位於30公分厚天花板下方的地下室房間裝設人工空調。[42]
外牆設有高130公分、寬25公分的狹長採光縫隙，只允許間接光線進入，避免陽光引起室溫劇烈變化——較大的窗戶僅出現在一樓。這些縫隙同時兼具通風功能，對向的開口可形成氣流，沿著書架通道流動。[41]
建築主體為21.4公尺高的書庫，自塞韋林大街向內延伸48.8公尺，深度16公尺。臨街的底層設有展覽廳與入口大廳，書庫後方則規劃為單層擴建區，圍繞四個庭院分布，內含閱覽室、約20間辦公室、修復工作室及其他作業空間。
地下室由前後兩部分構成，容納書庫、檔案儲藏室、服務圖書館，以及位於採光井下、以60公分厚鋼筋混凝土包覆的檔案庫房。部分房間裝設二氧化碳滅火系統與熱感測器，全館並配有防盜警報裝置。
書庫自一樓起，每層樓層高2.3公尺，可放置2.25公尺高的書架，每層可提供4221公尺的架位，總使用面積達647平方公尺。
1971年4月26日至6月20日間，檔案館由Gereonskloster搬遷至此，新館開幕時容量已使用近44%。
此檔案館的儲存設計原本僅規劃30年壽命，其容量於1996年即達上限[25]。倒塌前數年，部分次要文件被迫存放於此。市府於2007年開始籌劃新大樓的興建。
1973年起任職的埃弗哈德·克萊納茨（Eberhard Kleineat）於1994年接替雨果·施特坎珀（Hugo Stehkämper）擔任館長，直至2004年卸任。他任內面臨人事與設備大幅縮減，員工人數減少超過一半，技術資源亦嚴重不足——至2004年，全館僅有一條網路連線。
2005年起，歷史學家貝蒂娜·施密特-恰亞（Bettina Schmidt-Czaia）接任館長，她努力穩定人事並逐步推動技術現代化[44]。然而，其領導風格頗受爭議[45]，批評者指責其資訊不透明，導致「人力與資源嚴重浪費」[46]。
檔案館倒塌
[编辑]施工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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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興建的南北輕軌隧道從檔案館大樓前方通過。2007年與2008年間，隧道施工曾發生多起事故，包括水管爆裂與檔案館二氧化碳滅火系統洩漏。此外，建築物也出現了輕微沉降裂縫，但科隆公共交通公司認為情況並不嚴重[47][48]。2009年2月內僅24小時就監測到7毫米沉降，整個施工期間累積沉降達17至20毫米[49]。雖然在2008年已檢測到沉降並由檔案館提出警告，但並未促成進一步調查，儘管有專家曾建議應從建築外部尋找裂縫成因。
檔案館倒塌時，大樓正前方設有一個深達25公尺的露天基坑，用於建造科隆南北輕軌的「韋德馬克特軌道轉換設施」。該基坑以地下連續壁封閉，以防止地下水滲入，並透過水井持續抽水。
2009年3月3日下午2時左右，工人發現基坑底部有積水，隨即撤離並警告鄰近建築居民、檔案館職員與使用者，以及道路行人注意危險。檔案館後方的平房附屬建築（多數員工在此工作）隨後被疏散；閱覽室使用者也在建築倒塌前最後一刻逃離，前往塞韋林大街[50]。不過，警告並未傳達到所有鄰近住戶，兩名年輕男子疑似在事故發生時熟睡，最終分別在五天及九天後被發現罹難[51]。鄰近塞韋林大街與喬治廣場的建築物亦在倒塌中嚴重受損，36名居民失去家園，被迫拆除原有建物[52]。
倒塌原因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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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發生一年後，大多數專家認為主因在於地下連續壁於30公尺深處出現滲漏，地下水持續流入基坑並被抽走，導致砂土與細顆粒不斷被帶走，在檔案館建築下方形成空洞。水流又直接滲入該空洞，最終造成地基失效[53]。法院最終裁定，事故肇因於施工失誤：在建造地下連續壁時，一處巨大的障礙物未被清除，使該段牆體無法完全密封，部分鋼筋籠也因此未能正確安裝。當土壤受水滲透後，地下水得以迅速穿過缺陷部位，沖刷走土壤，最終導致建築倒塌[54]。
後續調查更揭露南北輕軌工程存在多項嚴重違規，包括：抽取地下水量遠超過核准數值、在基坑內非法設置19口監測井、偽造監測紀錄、大量竊取地下牆鋼筋，以及業主科隆公共交通公司監督明顯不足。[55]
截至2011年初，共展開四項刑事調查，涉及過失殺人、詐欺、危害工地安全、偽造文件、竊取建材及偽造測量紀錄等罪嫌。2012年4月，警方潛水員更受檢察官委託，對沉沒結構進行水下勘查。[56]
檔案資料的回收與結構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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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5日：打撈結構（正面）。挖掘出的檔案正在黑色帳篷內進行處理。 -
2012年5月22日：恢復結構的回填作業 -
2012年9月5日：在基本回填完成的恢復結構中拆除先前安裝的鋼管支柱 -
2013年3月3日：回填後打撈結構上的觀景台施工設備，包括樁工鑽機 -
2013年3月13日，施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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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5日：觀景台仍在興建中 -
2017年3月10日：隔間結冰，潛水員在牆後檢查結構，逐步挖掘土壤以找出坍塌原因。 -
2021年2月：檢查結構回填完成，軌道變更工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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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塌的建築物內，主要藏品如瓦爾拉夫收藏的古抄本與部分中世紀手稿被掩埋，約有九成的檔案資料受困其中[57]。隨後數月，消防部門、聯邦技術救援署(THW)、檔案館工作人員以及志工共同展開搶救，大部分被掩埋的資料得以回收。
相對乾燥或僅受輕微潮濕影響的檔案被送往初步處理中心(EVZ)，進行粗略清潔與登錄。大量嚴重受潮的資料則被封裝於塑膠袋中，送至冷藏設施進行冷凍乾燥，以避免持續受損。這些經處理的檔案資料再由EVZ分發至全德多達20個庇護檔案館進行臨時儲存。整個過程中，德國國內外的專家、組織與無數個人提供了實際援助與支持，展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團結精神。[50]
截至2009年7月21日恢復工作暫停時，約30公里檔案架的九成藏品已成功回收。隨後在9月，因河流水位特別低，又從13公尺深處找回更多檔案。隨著恢復結構於2010年11月建成，回收作業得以繼續，直至2011年8月9日正式宣布完成。最終約95%的檔案資料被成功回收[58]，達到了先前預估的最佳情境[50]。
自2012年5月中旬起，建築公司開始回填恢復結構，並開挖觀景結構，以進一步保存並檢驗相關證據。[59]
2012年10月，施工現場正式移交給科隆交通管理局（KÖV），由其建造法院委託的觀景結構。該檢查結構規模為5.10米×12.30米，深達地面以下38.7米，設計目的在於讓檢察院委託的專家能檢驗軌道轉換結構東側的連續壁狀況。
此檢查結構耗資約1700萬歐元，於2014年夏季竣工。隨後，專家在疑似受損的位置展開了進一步調查。[60]
倒塌後的發展
[编辑]證據保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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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360°交互式虚拟现实摄影查看）
根據科隆市政府的說法，證據保全工作原計劃於2018年1月、打撈作業結束後完成，預計耗資約1.249億歐元[61]。然而，因科隆地方法院委託的專家漢斯－格奧爾格·肯普費特（Hans-Georg Kempfert）要求進行更深入的挖掘，工程被延誤（最初推遲至2019年）[62]。隨後的多次延宕，最終使得證據保全因雙方於2020年6月達成的和解協議而失效[63]。到2020年3月，原預計於同年夏季重新啟動[64]。
收集證據的目的，在於釐清坍塌事故的責任歸屬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65]。2012年12月18日，科隆市議會一致決定擴展原本針對科隆公共交通協會（KVB）所委託財團的兩項證據保全程序，將更多潛在責任方納入調查。市議會強調，聯合體（ARGE）的合作夥伴必須對各自的錯誤承擔個人責任，並對規劃、監測與施工過程中的人員展開進一步審查。
根據2012年的初步專家報告，相關損害賠償金額約為4億歐元[66]。為確保民事索賠權益，科隆市向地方法院提交了獨立的證據聽證會。自2018年5月起，可供使用的專家報告指出，滲漏的地下連續壁是導致市檔案館及兩棟鄰近建築倒塌的主要原因[67]。至2019年2月，事故總損失估計約13.3億歐元，其中最大部分來自檔案館保護與修復費用，約超過7億歐元。僅原始挖掘坑就花費約2400萬歐元，而檢查坑迄今已耗資近7000萬歐元。[27]
此外，多家貸款機構也對科隆市提出索賠，要求補償所存放檔案資料的損毀或遺失。這些訴訟已被科隆高等地方法院暫停，等待專家意見與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27]
刑事指控
[编辑]2014年1月，為避免訴訟時效於事故五週年（2014年3月3日）屆滿，科隆檢察院將調查範圍從不明人士擴大至約90名涉案人員，包含KVB員工，以及BilfingerBerger、Züblin、Wayss&Freytag等建築公司與多家分包商的員工[68]。最終，有七人被控以過失殺人及危害施工安全罪。
隨後，一名被告死亡，另一名主要被告因重病中止訴訟[69][70]，其餘五人的審理於2018年1月17日在科隆地方法院第十刑事分庭展開[71][72]。因一名被告無法出庭，其案件被分開審理[73]。經44天庭審後，法院於2018年9月22日結束舉證，並於同年10月12日作出判決[74][75]：四名被告中三人無罪[76]，一人因過失殺人罪被判八個月緩刑[77]。檢方隨即上訴[78]，聯邦法院最終推翻了其中兩名建築經理的無罪判決[79]。
根據證人供詞，一名工頭亦被追加起訴。自2018年夏季起，另一刑事法庭對其展開審理，並於2019年2月7日以過失殺人罪判處一年緩刑[80]。該判決隨後遭撤銷[81]。
截至2019年3月3日，兩起案件均已作出一審判決，且仍在德國刑法規定的訴訟時效內（《刑法典》第78條第1款第4項、第78a條及第78c條第3款）。
主要肇事者之一的挖土機司機已過世，另一名工頭因健康原因不再具備受審條件。
最終，2024年8月，針對四名被告的新訴訟程序被地方法院終止，科隆市歷史檔案館之友協會被處以兩筆2,000歐元及兩筆5,000歐元的罰款。罰款繳清後，所有相關訴訟程序正式結束。[82][83]
調解與和解
[编辑]2020年6月，經過約半年庭外談判，建築公司與科隆市達成和解，並提交市議會審議。協商由商業調解員雷娜特·登多弗－迪特格斯（Renate Dendorfer-Ditges）與前聯邦法院法官斯蒂芬·洛伊佩茨（Stefan Leupertz）主持。最終協議內容為：涉案公司向科隆市支付6億歐元，並承諾修復事故現場及完成南北輕軌線路的軌道轉換工程。[84]
該6億歐元和解金額的計算方式為：「實際發生成本」1.5億歐元的80%加上「剩餘索賠額」4.635億歐元的50%，並附加固定利率利息[85]。這一計算同時反映了「責任分擔比例」（市政府80:20）與「賠償金額比例」（50:50），其中後者考量了市政府在訴訟中可能低估檔案價值的風險。
2020年6月29日，科隆市議會於特別會議上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該和解提案。[86][87][88][89]
修復與數位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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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檔案館於道依茨市政廳設立臨時閱覽室，提供縮微膠片文件的查閱服務。自2010年4月起，檔案館遷入Heumarkt的手工藝商會大樓，內設有數位閱覽室與展覽空間[50]。然而，因租約到期，在新館尚未啟用前，檔案館不得不再次搬遷。自2019年底起，檔案館暫時設於比利時區布拉班特大街的一棟建築內[90]。
2011年，修復與數位化中心（RDZ）在科隆－波爾茨－林德（Cologne-Porz-Lind）的一處舊家具倉庫內成立。市政府購置了一套價值10萬歐元的凍乾系統，並於同年9月投入使用，其中5萬歐元由德國聯邦文化基金會資助[91]。
檔案資料在打撈後會立即速凍，隨後於RDZ進行冷凍乾燥、清潔與修復。自2012年1月2日起，RDZ的閱覽室正式對外開放，除數位版本外，還提供部分實體館藏，包括圖書、照片、倒塌後新購的藏品，以及首批修復的中世紀文獻與手稿。[92]
編目與縮微膠片
[编辑]巴巴拉斯托倫（Barbarastollen）是德國聯邦民防與災難援助辦公室（Federal Office of Civil Protection and Disaster Assistance）保存文化資產的地點。這些文化資產為了安全保存，被製作成縮微膠片。館藏內保存了超過6000部膠片，約含1000萬幅圖像，主要來自舊檔案。幾乎所有1815年之前的檔案資料（包含文件）都已完整收錄。1815年之後，僅有部分中央機構與學校檔案被收錄，另還保存了約30座更古老的莊園檔案。最後一批來自科隆的底片於2007年入藏。尚未運抵巴巴拉斯托倫的最後一批膠片共10部，收錄了20500幅市長辦公室的文件影像[93]。目前在科隆仍保存著一套完整無損的縮微膠片，作為工作副本使用[94]。
為了避免館藏縮微膠片因檔案館崩塌後需求增加而過度損耗，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與德國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相關館藏已全面數位化，並添加了元數據，建立了「數位閱覽室」。[95]
在此計畫中，部分館藏已完成數位化。例如，馬爾堡大學的舊原始文獻照片檔案館收藏了284份市檔案館的文獻複製品[96]，目前正作為DFG計畫的一部分進行數位化[97]。
修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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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估算，若由200名修復人員持續工作，需約30年才能完成修復，預計成本達3.7億歐元。2010年7月成立的「市紀念基金會」（StadtGedächtnis Foundation）原旨在協助籌措部分經費，但未能如期達成承諾。自2017/2018年度起，基金會因經費用罄，轉型為應急基金會，資金將直接用於修復工作，並預計持續至2042年[98]。同時，基金會亦誠邀個人及企業參與「修復贊助」，資助特定館藏的修復[99]。
修復工作的核心目標並非精確重建，而是追求檔案的穩定與可用性，讓館藏能盡快重新向公眾開放[50]。數以百萬計的檔案碎片（又稱「科隆碎片」）正透過掃描與辨識軟體進行索引[100][101]。
截至2019年1月1日，共有9051件館藏（其中含1048份手稿）已完全修復。已恢復館藏中，58%已重新入藏。檔案館估計，所謂「恢復館藏」總量約160萬件，其中約15%（239251件）已完成第一階段的修復（含乾洗）。其中，55%可立即原件使用，另有44%可先透過數位版本提供。[27]
庇護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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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人員不時檢查存放於多達20個庇護檔案館的資料，這些資料多半雖獲救卻仍受污染或損壞。為此，每件館藏都附有條碼，並透過專門開發的軟體進行記錄，包括可辨識的簽名、館藏歸屬與損壞程度。若物品無法再清楚分類，則會進行數位攝影保存。[102]
至2014年9月，仍有八個庇護檔案館在運作。自2015年起，逐步推動整併計畫，最終集中於杜塞爾多夫－戈爾茨海姆毛爾大街的杜塞爾多夫國家檔案館舊址。.[103]
隨著最後一個庇護檔案館於2022年3月關閉，臨時外部存放階段正式畫下句點。[104]
新館設計與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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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艾菲爾瓦爾內部綠帶延伸
2009年，市政府決定於新城南區盧森堡大街與艾菲爾瓦爾街交會處建造新檔案館，並規劃同時容納藝術與博物館圖書館及萊茵蘭圖片檔案館。該計畫在歐洲範圍內徵集了40份設計方案。2011年6月，最終選定由達姆施塔特的建築公司Waechter+Waechter提交的設計。該方案構想建造一棟七層倉儲樓，四層樓高與周邊建築屋脊齊平，外圍配置圖書館工作室與辦公空間，總建築面積約30400平方公尺，其中20000平方公尺供歷史檔案館使用，另10400平方公尺供藝術與博物館圖書館使用。[105]
2013年7月，科隆市議會決定將藝術與博物館圖書館移出新館，並據此縮小建築規模。[106][107]
新館於2016年中期開工，2017年3月17日舉行奠基儀式[108]，2018年3月2日完成封頂[109]。建築於2020年12月竣工[110]，2021年正式投入使用，並於同年9月3日舉行開幕典禮[111]。
這座三層樓的新檔案館建築總面積22584平方公尺，為歷史檔案館提供約50公里長的書架與460個平面圖櫃，另為萊茵蘭圖片檔案館提供2.2公里儲存空間。閱覽室設有45個工作席位。總建造成本約7590萬歐元。[27]
建築特色與用途
[编辑]新檔案館是一座節能建築，外牆採用青銅色百葉窗設計，既能遮陽又能充分利用自然光。整體造價約9000萬歐元，大部分工程已完工。[112]
館內設有九個獨立的氣候區，以維持最佳的溫濕度，確保敏感檔案免於損壞。除了可容納45人的閱覽室，館內還設有演講廳與研討室，用以支持城市的教育使命。新館也規劃舉辦展覽與定期導覽，並配備一間設有150個工作站的修復工作室。[112]
回顧
[编辑]奧地利作家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以科隆市歷史檔案館倒塌事件為題，創作了戲劇《工作／在公共汽車上／墜落》（Das Werk/Im Bus/Ein Sturz）。該劇由科隆劇院（Schauspiel Köln）排演，並於2011年在柏林戲劇節（Theatertreffen）上演[113]。作品以多樣手法呈現這場悲劇，既有抒情元素，也包含幽默的表達[114]。
「科隆也能不一樣」（Köln kann auch anders）團體以批判角度回應倒塌事件，透過抗議行動、質疑聲明與週年紀念儀式，持續引發社會關注[115]。在此基礎上，2010年成立了「ArchivKomplex」倡議組織，成員包括藝術家、建築師與作家等。他們從藝術與政治層面探討倒塌事件及其影響[116]。多年來，該組織透過各種行動，強調事件後果，並推動對災難現場的尊重與妥善處理。如今，檔案館與科隆市政府之間已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機制。在「計畫研討會」上，ArchivKomplex、Köln kann auch anders 的專家，以及「startklar a+b」建築顧問公司，與市政府攜手制定了坍塌現場後續行動的方案[117]。
特別展覽
[编辑]為紀念科隆大宅倒塌一週年，柏林舉辦了一場特展，展出不同修復與保存狀態的館藏。
2010年3月6日至4月11日，柏林馬丁－格羅皮烏斯博物館舉辦了「科隆在柏林」展覽，展出約100件館藏。由於許多科隆居民希望能在當地參觀，歷史檔案館遂與市立博物館及博物館服務處合作，於2010年10月3日至11月21日在市立博物館「新崗哨」舉辦了展覽，題為「科隆下午1:58：從歷史檔案館中恢復的珍寶」[118][119]。
在科隆展覽的開幕式上，德國聯邦州文化基金會秘書長伊莎貝爾·普菲弗－彭斯根（Isabel Pfeiffer-Poensgen）批評修復進程過於遲緩，並指出市政府已持有資金一年多，卻遲遲未使用冷凍乾燥設備[120]。科隆市政府隨後在新聞稿中解釋，必須先找到合適場地作為修復與數位化中心，才能正式進行綜合體的招標[121]。
展覽期間，檔案館亦安排了定期活動、導覽，以及由工作人員與研究人員主持的講座。基金會也在展覽空間中介紹其各項服務。
2019年底前，科隆老城區Heumarkt 14的臨時展區定期舉辦特別展覽與講座，包括：
- 2016/17：《甜蜜的大教堂》──1817年至今的科隆大教堂周邊環境
- 2017：《丘陵科隆2.0──走向宗教寬容之路？》（紀念宗教改革500週年特展）
- 2017/18：《瓦爾拉夫先生！科隆及其大市民》
- 2018：《影響力──科隆及其港口》
- 2018/19：《友善的警察奧斯卡》
- 2019：《平行宇宙？！科隆與其大學，自1919年以來》
- 2019/20：《從雅各到雅克──科隆的奧芬巴赫》（於聖心堂舉行，並設有線上展覽：https://derkoelneroffenbach.de/）
比利時區臨時館舍的首檔展覽《展示我！想像科隆》（Show Me! Imagines Coloniae）於2020年3月初、疫情封鎖前夕開幕。[122]
自2021年起，位於艾菲爾瓦爾的新館恢復定期展覽，展出內容包括：
- 2021/22：《別再想了！記憶與遺忘》[123]
- 2022/23：《殖民狂想曲──跨越時代的音樂之城，1945–1990》
- 2023：《攝影師眼中的科隆》──萊茵蘭圖片檔案館 1875–1960 年玻璃底片展
- 2023/24：《新城市建築中的美好》──科隆的現代化進程（與萊茵蘭圖片檔案館合作，展出弗朗茨·安東·克魯特繪製地圖）[124]
- 2024：《書即地方──瓦拉夫的科隆圖書館》
- 2024：《沃納‧艾克爾教授──書法遺產的傑作》
- 2024：《體育・體育場・明格斯多夫》
- 2024/25：《愛，恨，吃》
- 2025：《赫伯特·多林-斯賓格勒：新建築》
機構
[编辑]支持協會
[编辑]2006年8月16日，科隆市歷史檔案館之友協會正式成立[125]，會員人數至2024年11月穩定維持在約360人[126]。協會最初的成立宗旨，是為了慶祝市政廳大樓落成600週年。根據協會章程，其主要任務是以各種形式支援檔案館，包括實體與金錢上的捐助。協會亦設立了專門帳戶，用於未來的修復工作。
科隆數位歷史檔案館
[编辑]檔案館倒塌僅數日後，科隆數位歷史檔案館（DHAK）便開始運作[127]，允許曾造訪過檔案館的使用者登錄並分享其所持有的副本、照片或縮微膠片，並免費對外開放。2017年，修訂版《構造學》（Tectonics）上線，進一步提供備份膠片的數位版本。
諮詢委員會
[编辑]2009年9月，一個由德國國內外檔案館代表、檔案協會、歷史學家及修復專家組成的外部諮詢委員會成立，負責監督檔案館的重建與修復工作。[128]
城市記憶基金會
[编辑]根據2009年9月市議會決議，城市記憶基金會於2010年7月成立。其創始贊助者包括科隆市、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科隆總教區及萊茵蘭新教教會，初始基金達420萬歐元[129]。基金會的首任贊助人是時任德國聯邦總統克里斯蒂安·武爾夫[130]，2012年起由繼任者約阿希姆·高克接任[131]。
2011年10月1日，文學學者史蒂芬·拉費爾（Stefan Lafaire）出任基金會首任全職主席。基金會的長期目標，是在50年間籌集3.5億至5億歐元，用於修復、數位化、研究與整合倒塌事故中受損的檔案。2012年，基金會共收到約9.5萬歐元的現金與實物捐贈；同期支出約60萬歐元，其中22萬歐元為人事費用，導致年度赤字約37萬歐元。[132]
2014年12月31日，拉費爾辭任主席[133]，由退休公證人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於2015年3月接任，並自2015年4月1日起擔任董事會主席兼總經理[134][135]。2017年底，基金會辦公室關閉，其略高於400萬歐元的資金全數投入證券市場，但由於低利率環境，投資收益有限[136]。2018年起，基金會轉型為臨時基金會[137]，剩餘資金專用於支付檔案館兩名紙本文物管理員的薪資[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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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编辑]- 科隆市歷史檔案館網站
- 科隆市歷史檔案館之友協會網站
- 城市記憶基金會網站
- 科隆市新檔案館完工
- 檔案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 科隆數位歷史檔案館
- 檔案館條目 收錄於《歷史書籍館藏手冊》
- Archivportal-D 中的館藏
- Archivportal NRW
- 對科隆市民赫爾曼·魏因斯伯格（Hermann Weinsberg, 1518–1597）的記錄進行數位記錄、歷史和語言學分析 該跨學科研究項目由德國科學基金會資助，波昂大學萊茵歷史區域研究所的萊茵歷史與語言學系負責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