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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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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的社区
2000年初版封面
副書名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项飙
类型民族志
學術領域社会文化人类学
语言中文
出版資訊
出版机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
出版地中国北京
權威控制
ISBN9787108014368
OCLC47226545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中国人类学家项飙关于北京浙江村移民社区民族志著作,最初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0年出版,2018年出修订版;英译本由博睿学术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1][2][3]

本书以1990年代的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聚焦温州籍商贩在北京自发形成的社区,提出以“关系分析”与“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探讨移民如何在制度环境下开展生计网络与跨越边界的社会实践。相关论述在学术评论中被归纳为对国家—社会关系与治理碎片化的一种经验性观察[4]

书评普遍肯定其田野厚度与个案叙事,也提出对理论创新度、案例代表性及可能的浪漫化倾向的质疑[5][6]

写作和出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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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源于作者项飙自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期间的学术研究[7]。项飙的学术兴趣最早可追溯至中学时代,其在温州的生活经历激发了他对社会结构的好奇[8]。进入大学后,他利用自己作为浙江温州人的同乡身份,深入位于当时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对这一移民社区的形成过程、内部结构与权力演变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8][7]

在研究过程中,项飙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并借助个人人际网络与社区建立联系以推进调查。其本科阶段的初步研究成果曾汇集成报告《北京“浙江村”调查——一个社会转型中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并获得第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此后,项飙在硕士阶段继续深化此项研究,并将其撰写为硕士学位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最终出版的学术专著便是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改与完善而成,该书的出版为项飙在学术界赢得了最初的声誉[7][8]

《跨越边界的社区》最初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0年出版,后于2018年修订再版,收入“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1][2]。本书英译本由博睿学术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书名Transcending Boundaries: Zhejiangcun: The Story of a Migrant Village in Beijing,译者吉姆·韦尔登(Jim Weldon),收录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丛书第5卷,系据2000年中文原版压缩改写而成[3][4]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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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论点与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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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的社区》的核心论点在于,北京“浙江村”的移民通过其社会实践,成功“跨越了地理、社会、行政和意识形态的边界”,而这些边界恰恰是维系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关键要素。他们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通过其生存与发展策略,挑战并重塑了原有的社会结构[4][5]。全书旨在解答一个核心问题:在经历了长时间反商业运动的背景下,为何温州商人这一特殊群体能在19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迅速转型为成功的私营企业家[6]

项飙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社区长达六年的观察与访谈,运用“关系分析”来理解其内部运作逻辑[5][9]。他提出了“系”作为核心分析概念,将其定义为由“亲友圈”与“生意圈”两种亚系构成的“关系连接簇”。项飙认为,浙江村这一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韧性,皆源于“系”的内部分化以及不同“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叠与演变。这种“跨越边界的共同体”创造了一个体制外的“新社会空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体制变革的潜在动力[10]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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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研究对象和田野点“浙江村”,在地理上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地区,距天安门广场仅五公里[5][10]。该社区并非一个正式的行政村自然村落,而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聚居地,其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浙江省温州地区的乐清永嘉等地[10]。该区域地处城乡结合部,行政管辖权混乱且重叠,而书中描述移民正是利用了这种“行政混乱”来发展其商业网络[4]。浙江村的经济模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低成本、廉价的服装生产与销售活动,并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产销中心[5][10]

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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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叙事结构包含引言、七个章节和结论,其内容是作者长达六年(1992-1998)民族志研究的成果[9]。全书在叙事方法上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章主要回顾浙江村1992年之前的早期发展史,由于相关事件发生在作者实地调研之前,其记述主要基于对早期移民的访谈和历史资料,基调更为客观和非个人化[9]。项飙在书中记述,浙江村的起源可追溯至后文革时期,部分温州农民为谋生计,辗转从内蒙古等地来到北京,并于1984年在南郊奠定了社区的基础[6]。在1986至1988年间,移民们利用当时允许租赁国有商店柜台的政策,在制度的灰色地带中获得了最初的商业立足点[4]

著作的后五个章节则主要基于作者在1992至1998年间的亲身田野考察,其叙事风格也因此更具洞察力,并带有更强的个人记述色彩[9]。这部分内容详细描绘了浙江村的扩张与冲突。项飙写道,从1988年开始,皮夹克贸易的爆炸式增长使浙江村的商业版图急剧扩张,甚至吸引了国际商人,其人口也迅速超过了本地居民[4]。在缺乏有效外部管理的法律真空中,社区内部逐渐形成了以“大人物”为核心的非正式权威,甚至依赖“帮派”暴力来解决冲突和维持秩序[4]

随着社区的壮大,其与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导致了政府年度性的“清理”运动。书中描述了移民面对“政治台风”时所采取的暂时撤退策略,以及其商业网络所表现出的强大韧性[4]。进入1990年代后,浙江村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博弈状态:一方面,移民巧妙规避法规;另一方面,部分政府部门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与移民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但这并未形成统一政策,反而加剧了治理上的政策真空[4]。叙事的最后部分聚焦于1995年底由国务院发起的大规模拆除运动,作者强调,尽管运动规模浩大,但浙江村凭借其顽强的网络,在几个月内便恢复了商业活动,这一过程被作者视为其社区生命力的集中体现[4][6]

影响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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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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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普遍赞扬《跨越边界的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基础。项飙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积累了扎实、丰富且生动的材料,其研究不仅是作为观察者,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事件参与者和“社会行动者”的角色[4][5]。书中对移民个体与家庭故事的细致描绘,创造了“引人入胜”且“时常感人”的叙事,成功展现了移民群体在时代变迁中勇敢、恐惧、坚韧与自信等复杂情感[6][5]

本书最突出的优点被认为是其深刻的洞察力,特别是对国家内部张力的揭示有力地打破了“国家铁板一块”的传统观念,展示了国家权力的碎片化特征[4]。他通过浙江村的案例,揭示了政府机构内部、不同级别与性质的机构之间(如市级政府内部、北京与浙江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矛盾、利益冲突与政策不一致,证明了移民的流动与商业活动如何激化并暴露了国家自身的内部紧张关系[4]。因此,有学者认为该书是理解中国改革时期社会变迁,尤其是普通人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必读之作”[10]

批评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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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跨越边界的社区》受到广泛好评,但评论者也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批评。首先,在理论分析层面,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的理论框架相对薄弱[5]。书中提出的“关系”与“系”等概念被指缺乏理论创新性,其区分意义不大,且书中描述的如互惠网络、灵活生产等成功模式,在以往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研究中早有论述[6]。同时,项飙对当时已有的关于中国国内移民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术文献着墨不多,缺乏批判性的审视与对话。例如,评论者指出项飙未能参考、对话张鹂英语Li Zhang (anthropologist)在同一时期对浙江村进行研究的民族志著作《城市里的陌生人》[4][6]。此外,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还指出,书中对“市场力量”如何具体运作缺乏深入的经济分析[5]

其次,研究的代表性与作者的客观性也受到质疑。有评论认为,浙江村的案例具有其独特性——温州移民是携带资本和技术的“小企业家”,而非单纯的劳动力输出者——因此,将其成功模式与分析框架(如“系”)普遍化为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工具,其代表性存疑[10]。最后,有学者指出,作者作为温州人的身份背景可能影响了其研究的客观性,导致对浙江村存在一种“浪漫化”的倾向,在叙事中突出了其坚韧与创造力,却相对忽视了社区内部存在的等级关系与剥削问题,例如被温州老板雇佣的外地青年女工在恶劣环境下的劳动处境[10]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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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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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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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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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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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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