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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在中国的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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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朝鲜族
分佈地區
吉林, 黑龙江, 辽宁, 山东和其它城市
語言
朝鲜语
汉语
宗教信仰
佛教
基督教

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人群包括拥有中国国籍的朝鲜族公民，以及在华居住的外籍人士——如韩国侨民、朝鲜侨民及其他海外朝鲜裔。拥有中国国籍的朝鲜族人群在中国的官方民族称谓为“朝鲜族”（朝鲜语：조선족；）。[1]根据统计，朝鲜族是中国第十三大少数民族。[2][3]这个群体虽世代生活在中国，却始终与朝鲜半岛保持着文化纽带，这种联系甚至体现在从未踏足过半岛的个体身上。[4]

中国朝鲜族人口主要聚居在东北地区，其中黑龙江和内蒙古两省区分布较为集中。山东和上海两地也生活着规模较大的韩裔侨民群体。根据韩国政府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境内持有中国国籍的朝鲜族、以及来自韩国与朝鲜的侨民总数达2,109,727人。[5]

根据2021年中国政府户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朝鲜族人口为1,702,479人。近年来，为寻求更优的经济待遇和工作机会，朝鲜族居民赴韩形成大规模移民潮，导致其在华居住人口相应减少。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赴韩的朝鲜族人口中，约42%（约70.8万人）仍保持中国国籍，构成在韩华侨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政府认定的56个民族（含汉族）中，朝鲜族的文盲率最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高，同时人口出生率保持在最低水平。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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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用于指代在华朝鲜族群体的术语近年来逐渐演变，体现出更具包容性的倾向。根据2004年颁布的政府规定，建议使用"海外同胞"与"中国同胞"这两个称谓。而若不考虑国籍因素，专指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或韩裔人士时，"在华韩人"则被视为最恰当的术语。

此外，"朝鲜族"一词通常特指已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人群。该称谓与主要在中国大陆使用、并被中国政府确定为该少数民族官方名称的"朝鲜族"相一致。[6]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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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地缘相邻，历史上始终存在人口迁徙活动。然而，早期迁入中国的朝鲜人多已逐渐融入汉族、满族及蒙古族群体。因此，现今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居民，绝大多数是清末以来迁入的朝鲜人后裔。[7]

早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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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总章年间（645-668年），唐军在与高句丽的战争结束后，将二十余万战俘迁至长安安置。自8世纪起，新罗商人在山东半岛沿岸及运河沿岸（今河南、山东交界至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专事对华贸易的聚居区[8][9][10][11]。这些商人将中原地区罕见的珍奇货物输入新罗，与其他外商同样被集中安置于登州、扬州、淮安（楚州）涟水等地的"蕃坊"，设有专司外邦事务的译官与管事，但朝鲜商贾罕至江南地区。[12][13][14]

据《辽史》记载，辽国在高丽-契丹战争后，于五京道之一的中京道设置"三韩县"安置战俘。元代将朝鲜人与北方汉人、契丹、女真同归为第三等人[15][16]。当时的朝鲜人聚落多与军事相关：1233年高丽将领洪福源降元后，率部迁至今辽宁辽阳、沈阳一带，受命管辖当地朝鲜移民；数年间其治下新增万户高丽遗民。1266年，高丽王族成员王綧入元为质，随行两千户高丽民众定居于今沈阳地区[17]。

明代朝鲜族人口显著增长。据《辽东志》载，辽东地区朝鲜人与女真已占当地人口三成。1386年明廷设东宁卫、广宁卫专司朝鲜移民事务[17]。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辽东地区承平日久，东宁卫等地推行优待少数民族政策，吸引大量朝鲜半岛居民北迁[18]。后建州女真势力日盛，朝鲜居民逐渐迁离东宁卫，至1537年该地朝鲜人口已减损六成[18]。

随着女真（1635年改称满洲）建立后金政权，其与朝鲜军事冲突加剧。在两次入侵朝鲜半岛期间，女真军队掳掠大量朝鲜人口，多数被编入八旗军户，或沦为女真贵族的农奴仆役。清初被掳朝鲜人多被强制同化，唯青龙满族自治县及辽宁盖州、本溪等地约两千名后裔仍坚守民族认同。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期间，根据新颁民族政策，这批民众经申请获正式恢复朝鲜族身份[7][17][18]。

晚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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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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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年，清廷将长白山以北及鸭绿江、图们江流域划为"龙兴之地"实施封禁，严禁朝鲜人及其他非满洲民族进入。朝鲜政权亦受清廷胁迫，对越境者施以严刑峻法。这些朝鲜人多属季节性流民或非法移民——因清廷视东北（尤以延边为甚）为满洲祖地，严禁汉人等非满洲族裔滋扰，致该区域渐成无人之境[7][18]。然仍有朝鲜边民冒险潜入禁地采参、狩猎或垦殖[7][18]。至1740年，乾隆帝将封禁范围扩展至整个满洲[18]。

开禁放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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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二百余年封禁，十九世纪下半叶东北人口凋敝。沙俄趁机蚕食疆域，清廷被迫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割让百余万平方公里领土[18]。迫于形势，清廷于1860年开放东北封禁区，继于1875年、1881年先后解除鸭绿江、图们江流域封禁。

1860-1870年间，朝鲜半岛北部连遭自然灾害，南方农民起义亦蔓延至北部地区，大批难民趁乱渡江迁入。至1879年，通化、怀仁、宽甸、新宾等地已形成28个朝鲜族村落，计8722户逾3.7万人。1881年清廷设专局招垦，将图们江北岸长七百里、宽四十五里区域划为朝鲜垦民专垦区[19]。

20世纪初清廷加强朝鲜移民管理，规定愿改满装、纳粮赋者方可获得土地所有权。然多数朝鲜移民视剃发易服政策为歧视性同化措施[18]。1881年延边朝鲜族不足万人，至1910年全境朝鲜移民已达26万，其中约10万人聚居在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

东北水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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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北水稻种植技术由朝鲜移民引入。1848年朝鲜垦民首次尝试浑河流域种稻，1861年在丹东地区成功培植，1875年又于辽宁桓仁湿地试种成功，延边地区水稻栽培则始于1877年[20]。朝鲜农民大兴水利工程，1906年6月14户朝鲜农民在延边修筑首条长1.3公里水渠，灌溉稻田33公顷。

1914年3月3日，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颁布垦荒令鼓励东北开发。同年奉天省水利局招募朝鲜移民引浑河水开发奉天周边稻田[20]。1916年吉林省将朝鲜移民水稻栽培规范呈报中央农工商部，获准后全面推广水稻种植，汉民始雇朝鲜农民学习稻作技术[28]:246。1917年穆棱朝鲜农民攻克高寒地带水稻种植难题，稻作北扩至牡丹江、穆棱河、蚂蚁河流域[20]。

1921至1928年间，东北水稻面积从4.8万公顷增至12.5万公顷，超八成由朝鲜农民开垦耕种。1933年朝鲜农民在黑龙江爱辉、逊克沿江地带成功种稻，创北纬50°以北水稻种植世界纪录。至1934年，占东北人口仅3.3%的朝鲜族，生产了全区90.1%的稻米产量[21]。

日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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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潮与殖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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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朝鲜沦陷后，数以万计民众为躲避日本殖民统治逃往中国东北。众多独立运动家在此建立基地与军校，组织化转移朝鲜民众。1919年"三一运动"遭镇压后，迁华朝鲜人口达至高峰，至1920年东北朝鲜族已超45.74万人[7]。

1910-1934年间，朝鲜总督府推行地籍调查与稻米增产计划，致使大量农民破产失地。由于半岛城市无力吸纳剩余劳动力，日方开始系统性地将朝鲜农民迁往东北。此时民国政府正推行东北开发，为日方移民政策提供便利[28]:240-242[30]:17。1914年《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颁布后，奉天省水利局即招募朝鲜移民引浑河水开发奉天周边稻田。随着朝鲜农民在东北大规模试种水稻成功，且日本国内米价连年攀升，日方逐年扩大东北水稻种植规模[18]。

身份博弈与教育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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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奉系政权与日本关系错综复杂，双方时合时争。为争夺朝鲜移民控制权，奉系试图劝诱或强迫其归化中国。但多数朝鲜移民视此为同化政策，1930年9月吉林省张作相改行鼓励归化政策[28]:317-319。为防范日方利用朝鲜移民渗透，中国政府着力将朝鲜学校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逐年增加投资以切断日籍影响。1921年为修复"间岛惨变"造成的破坏，吉林省对朝鲜学校投资增至四倍。

随着《田中奏折》曝光与万宝山事件爆发，中国朝野对朝鲜移民观感逆转——从视作独立斗士转为日本侵华先锋，民族关系日趋紧张。1925年《三矢协定》签订后，奉系军阀驱逐未归化朝鲜移民，收回其耕垦土地；已归化者则继续保有地权[18]。

自治运动与归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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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东北朝鲜移民形成归化共识并积极寻求自治。众多抗日组织采取保护措施，与地方政府谈判争取权益。1928年东北易帜后，各独立组织抓住时机鼓励归化。同年9月10日成立"韩侨同乡会"，次年4月其会长赴南京与国民政府磋商归化及自治事宜，虽未实现自治但推进了归化进程[18]。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建立伪满洲国[7]。1936年9月设立"满鲜拓殖会社"，系统迁移朝鲜农民至东北。

人口流动与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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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族总人口增长的同时，1920年代亦有大量人口回流，1917-1928年间归国比例达35%。约93%的移民最初为逃离经济困境来华，却常遭遇地主盘剥与日方镇压，这种困境在电影《跨越图们江》（1928）与金东仁散文《红山》（1932）中均有深刻呈现[19]。

1930年代朝鲜移民激增74%，至1938年全中国境内超百万[29]。1945年日本战败时，东北朝鲜移民达216万，其中约70万战后归国。至1947年，留华朝鲜族减至140万，绝大多数生活在共产党控制区，国民党控制区不足10万[22]。

抗日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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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三一运动后，延边30万朝鲜民众于3月13日集结龙井瑞甸草原声援独立，这是延边首次大规模群众抗日示威[32]:121[14]。游行队伍在日领馆西门外遭奉军与日警镇压，致19死48伤94人被捕。此后至5月1日，东北15县爆发73次朝鲜族抗日集会，参与总人数超10万[7]。

1920年6月，洪范图率领独立部队在汪清与日军首次交火，歼敌百余，引发数月后"间岛惨变"——日军屠杀1.5万朝鲜族，焚毁3500余房屋、95所学校、19所教堂及2.5万公斤粮草。同年10月21-26日，金佐镇、李范奭、洪范图在和龙与日军激战，当地朝鲜居民为独立军提供重要支援[23]。

1930年代众多朝鲜族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1932年6月，李红光在磐石组建东北早期抗日义勇军，后成为东北抗联核心力量。在抗联11个军中，第1、2、3、7军朝鲜族战士占比过半。十四年抗战期间，东北抗联共歼敌18.37万人[21]。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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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国民党部队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东北。初期对朝鲜族与日侨实施相似政策，不仅扣押、没收朝鲜族资产，还计划将其遣返。鉴于朝鲜农民在东北水稻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经韩国临时政府交涉后，国民党当局撤销了针对朝鲜族的敌视政策，转而采取挽留措施，以防东北稻米减产[18]。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对朝鲜族抱持友好态度。双方渊源可追溯至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时期，朝鲜族志士不仅参与创建人民军队，更助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21]。中共将朝鲜族视为与中国民众同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阶级兄弟，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值得信赖的力量。1928年7月中共六大正式将朝鲜族纳入中国少数民族序列。随着日本侵华加剧，共产党与朝鲜族的合作日益紧密，其社会地位显著提升。中共尊重朝鲜族自主选择国籍的权利，给予充分考量时间与选择空间[18]。

1946年3月，东北地区启动土地改革，将日占时期殖民土地及汉族、朝鲜族地主资产重新分配，朝鲜农民与各族农民同等获得耕地[18][21]。至1947年10月，土改运动推广至全国。

解放战争期间，6.3万名东北朝鲜族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超10万人参加地方武装，数十万群众承担后勤保障任务。第四野战军第164、166、156师以朝鲜族战士为主力，他们先后参与围困长春、四平战役、辽沈战役，更一路南征直至解放海南岛[21]。

建国后的发展（1949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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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当时中国朝鲜族总人口为110万，其中47.6%聚居在延边地区。同年9月，时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朱德海作为10个少数民族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筹建新中国，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8]。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族青年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24]。这些通晓双语的战士不仅提供战斗力量，更为部队在朝鲜战场的通讯联络提供重要保障。赵南起、李永泰等是参战朝鲜族官兵中的杰出代表。龙井朝鲜族群众发起"延吉战斗机"捐款运动，延边地区捐款总额可购置6.5架喷气式战斗机——当时美军轰炸已造成约150万朝鲜平民伤亡[20]。

1952年3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朱德海任主席。1954年7月20日，延边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1954年宪法规定，1955年4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更名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朱德海任州长][25]。1958年5月29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长白朝鲜族自治县[26]。

文革期间，包括朱德海在内的大批朝鲜族干部被批为"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或"反革命"。延边大学教职工数量骤减至1966年的23.7%，朝鲜语被视作"四旧"范畴，双语教育遭受压制[27]。据蓝诗玲记载："在中朝边境的延边，货运列车曾悬挂朝鲜族死难者遗体，并涂写'小修正主义者们，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的恐吓标语"[28]。文革结束后，当地秩序逐步恢复[29]。

1985年4月24日，延边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后经吉林省六届人大批准实施。该条例共7章75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朝鲜族等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权益，开创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先河。条例规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须由朝鲜族担任，区政府中朝鲜族占比可过半。同时要求政务活动实行双语制，优先使用朝鲜语，鼓励中小学开展朝鲜语教学[30]。

1994年9月，延边州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模范自治区"称号，成为中国首个获此殊荣的自治区，并连续五次保持该荣誉[31]。据北卡罗来纳大学2012年荣誉论文研究，朝鲜族被视为"模范少数民族"，与政府和汉族群体保持着良好关系[32]。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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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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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世纪80年代，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在文化和政治上仍与朝鲜半岛保持着紧密联系[33]。当日本帝国崩溃后朝鲜族教育体系陷入混乱时，朝鲜当局介入协助重建朝鲜族学校，提供教材和教师。1948年9月朝鲜正式建国后，印有朝鲜国旗的笔记本被送往中国朝鲜族学生手中[19]。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的饥荒和政治动荡中，许多朝鲜族迁往当时经济相对繁荣的朝鲜[2]。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韩国建交时，这对朝鲜族社区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影响[34]。两国关系的密切化使中国朝鲜族更加意识到韩国的经济机会和现代生活方式，并首次接触到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民主[2]。这种对韩国日益增长的兴趣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以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象征的韩国快速现代化，给中国朝鲜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韩国的认知从遥远的故土转变为了民族和经济成功的典范[3]。到1996年，约有12万朝鲜族（超过其总人口的5%）曾访问过韩国[3]。

许多朝鲜族为追求"韩国梦"而移居韩国：一种承诺向上流动、更高生活水平以及民族和文化归属感的美好生活。在韩国求职的朝鲜族不仅限于劳动者——农民、家庭主妇、教师甚至公务员也加入了这股迁徙潮[34]。截至2011年，估计约有20万朝鲜族居住在韩国[2]。这股移民潮导致包括延边在内的中国东北三省传统朝鲜族社区迅速解体。在和龙市华南村这样的村庄，曾经有超过300户居民，其中一半以上已经搬迁，留下老龄化的人口和极少的年轻女性[34]。

然而，这种迁移趋势也可能带来一些好处。2005年，朝鲜族移民汇回延边的汇款（曰3亿美元）超过了该州全部的财政收入（约2.08亿美元）[34]。到2011年，这些汇款每年超过10亿美元，占延边GDP的三分之一，使延边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2]。

双重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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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鲜族被认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朝鲜民族，又是中华民族。有人将朝鲜半岛比作"母国"，将中国比作"父国"，或如此形容这种关系："朝鲜和韩国是生养我们的父母，中国则是培育我们成长的爹娘"[3]。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朝鲜族视中国为祖国，仅少数人对南北朝鲜怀有情感归属[3]。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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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鲜族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其受教育水平位居中国各民族前列，不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少数民族中名列前茅[34]。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朝鲜族识字率位居全国前列：其识字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少数民族整体水平的四倍，更达到藏族平均水平的七倍[19]。

当其他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平均值时，朝鲜族却实现大幅超越。1982年，全体少数民族的大学生比例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而朝鲜族该指标是少数民族平均值的五倍以上，更达到全国水平的两倍多[19]。1990至2000年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00年已有超过10%的朝鲜族男性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4]。

日据时期的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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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地区最早的朝鲜族学校之一由朝鲜王朝前高官李相卨于1906年在龙井创办。该校通过其个人资金支持，为70名学生提供涵盖数学到国际法等多学科的朝鲜语免费教育。然而当李相卨在海牙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上公开谴责日本殖民统治后，日本当局当即勒令关闭该校[19]。

满洲地区的朝鲜族教育机构常与抗日斗争紧密相连。1910年日韩合并后，朝鲜某豪门六兄弟变卖家产流亡满洲，于1911年创立新兴武官学校以培养抗日力量[35]。任教者包括后来担任韩国副总统的李始荣及韩国总理的李范奭[19]。该校在1920年被日军强行关闭前，共培养约2100名学员[36]。

为遏制朝鲜族学校的反日情绪，日本当局在满洲设立直属教育机构。至1928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运营7所普通学校（在校生1798人），朝鲜日占政府直接管理5所（在校生2312人）。尽管在延边地区日办学校学生数超过朝鲜族民办学校，但整个满洲地区仍是朝鲜族办学体系占主导：民间组织创办246所学校（学生7070人），另有34所与抗日组织关联[19]。

1937年，日占当局进一步强化管控：所有学校划归伪满洲国政府管辖，随后关闭百所朝鲜族私立学校，全面禁止使用朝鲜语，强制推行日语教学[19]。

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崩溃及后续内战期间，日办教育体系彻底瘫痪。由于资金链断裂，日籍教职人员大批逃返日本，朝鲜族民众开始自主重建教育体系[19]。至1949年，中学数量较日据末期的1944年增长72%，在校生人数增长89%[19]。

教育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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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鲜语教学对维系民族文化根基至关重要，但在其他层面却显露出局限性。多数朝鲜族学校毕业生的汉语流畅度不足，这限制了他们在更广阔社会中的发展空间与社会经济阶层流动。因此，越来越多朝鲜族家长选择将子女送入汉族学校。2000年时，超过十分之一的朝鲜族小学生在汉族学校就读，较1987年三十分之一的比例显著增长。至20世纪末，朝鲜族小学数量从1996年的256所缩减至2000年的183所，在校生规模缩减近半[34]。

朝鲜族特色教育的萎缩导致教师失业问题加剧：1991至2000年间，延边地区朝鲜族中小学教职工数量减半[34]。

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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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于保护朝鲜族语言文化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在延边地区，从幼儿园至高等教育阶段的朝鲜族学校均获准使用朝鲜语进行教学。坐落于延吉市的延边大学作为综合性高等学府，提供从本科至博士阶段的学历教育，已入选"211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及"双一流"建设高校[37]。

在中国大陆还设有众多韩籍国际日制学校，包括北京韩国国际学校、广州韩国学校、深圳韩国国际学校、苏州韩国学校、延边韩国国际学校、大连韩国国际学校、沈阳韩国国际学校、青岛青雲韩国学校、威海韩国学校、烟台韩国学校、上海韩国学校、天津韩国国际学校等。此外，鉴于多数韩籍学生未在朝鲜语授课学校就读，深圳韩国商工会议所还开办了韩国周六学校——2007年该校学生规模约600人，商会通过租赁华侨城小学场地作为周末学校的教学场所[38]。香港亦设有韩国国际学校。

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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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整体人口特征相似，中国朝鲜族多数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朝鲜族信仰的主要宗教包括佛教[39]与基督教（使用朝鲜语进行礼拜）[40]。

公共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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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边地区，朝鲜语的推广得到了政府支持，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创办地方性朝鲜语报刊及电视节目，并出台地方法规要求所有路标必须使用朝汉双语标注[41]。大多数中国朝鲜族能说汉语普通话，其中不少人还能讲流利的朝鲜语[39]。许多朝鲜族的祖籍位于朝鲜咸镜道地区，因而习惯按朝鲜语规范使用咸镜方言。

然而，随着韩国娱乐文化输出的日益活跃，越来越多朝鲜族媒体开始采用首尔标准语。所谓的"韩流"现象也对当地时尚潮流产生了影响。

在公开场合中，朝鲜族通过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来展现民族形象，此举曾引发韩国部分民族主义者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不满情绪[42]。

在华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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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朝鲜脱北者与朝鲜护照）

朝鲜脱北者通常会来到中国。 一些人在中国定居，另一些人则继前往韩国。

朝鲜脱北者常取道中国，部分选择在华定居，其余则继续前往韩国。中国境内存在大量朝鲜难民，估计数量达数万规模。其中一些未能前往韩国的难民，往往通过与朝鲜族通婚融入当地社区；但若被当局发现，仍面临被遣返的风险[43]。尽管中国政府统计在华难民约为1万人，联合国数据显示实际规模在3至5万之间，其中75%为女性。大量难民曾遭遇强迫婚姻和人口贩运，不过有学者认为多数情况属于自愿而非强迫[44][45]。这些难民主要来自朝鲜咸镜北道。车维德指出86%的难民最终选择前往韩国而非留在中国[46]，但《韩民族日报》对此提出异议[47]。根据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2015年的研究，许多朝鲜难民在华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无条件援助，并未因其共产主义背景受到歧视。

被朝鲜政府认定政治可靠的人员可获发赴华护照和签证。截至2011年，约有4000至5000名朝鲜公民以合法外侨身份在华居留。越来越多朝鲜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需提交朝鲜国籍注销证明——而朝方近年来对此类证明的签发日趋严格。朝鲜主要高校如金日成大学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每年会派遣数十名交换生到北京大学等中国顶尖高校学习[48]。

2012年6月《洛杉矶时报》报道，中朝双方签署协议，每年向朝鲜劳动者发放最多4万个工业研修签证。首批工人已于当年初抵达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图们市[49]。据悉朝鲜在12个国家运营着130家国营餐厅，其中大部分设在中国[50]。北京有2家[51]，上海有3家[52]，另有若干开设在丹东[53]。

在华韩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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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大量韩国公民开始在中国大陆定居，逐渐在北京、上海、大连和青岛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韩国人社群。韩国政府官方认可的在华韩国国际学校共七所（分别位于延边、北京、上海、天津、烟台、青岛和大连），均创办于1997至2003年间。而香港的韩国人口主要由劳务移民构成[54]。

这些韩国移民多以韩国企业外派员工身份来华，负责短期项目管理或管理当地员工；任期结束后，不少人选择利用积累的资源留华发展，创办咨询公司或从事进出口贸易。另有一部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失业后自主来华，动用退休积蓄经营餐馆或商铺[76]。相较于首尔，中国较低的生活成本以及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的国际学校廉价学费，成为吸引韩国人短期移居的重要因素，但多数人在此阶段结束后会选择回国[55]。

截至2006年，在华韩国人规模估计达30至40万；若按当年增速持续，预计2008年将突破百万[55]。至2007年，韩国驻华大使馆统计显示其公民在华数量已达70万。然而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及韩元贬值促使大批韩国人回国。彭博社最初报道称回国比例达20%（约14万人）。韩国政府数据显示，2008至2009年间在华公民数量减少43.3万。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境内韩国公民达12.075万人，为最大外国人群[56]。

人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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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64年第二次普查期间，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过占总人口约90%的汉族。然而，这一趋势在后续普查中未能延续。

人口变化趋势[34]
总人口（千人） 年增长率（%）
年份 总计 汉族 朝鲜族 总计 汉族 朝鲜族
1953 594,347 547,283 1,120 – – –
1964 697,943 654,565 1,349 14.6 16.3 16.9
1982 1,008,175 940,880 1,766 20.4 20.2 15.0
1990 1,133,683 1,042,482 1,921 14.7 12.8 10.5
2000 1,265,830 1,159,400 1,920 10.7 10.3 −0.1

自1964年起，尽管不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中国朝鲜族的人口增长率始终低于全国及汉族平均水平，甚至在2000年出现负增长。

1989年至2000年间，延边朝鲜族出生率骤降72.8%，下降幅度远超汉族（-62.2%）和全国总体水平（-66.3%）。这一急剧下滑被归因于育儿教育成本攀升、传统农耕生活向高成本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型，以及性别比例失衡和婚姻迁移现象导致适婚群体匹配难度加剧等多重因素[34]。

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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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自治区。

（参见：上海朝鲜族）

（参见：香港朝鲜族）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人口为1,702,479人[57]。朝鲜族人口主要聚居在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朝鲜族在某些市镇人口中占比较高，例如龙井市（65.4%）、延吉市（53.5%）和图们市（52.5%），而在安图县（20.6%）和汪清县（28.7%）等县份则占比较低[34]。

2020年朝鲜族分布（省）
省 人数 占比（%）
吉林 940,165 55.22%
黑龙江 270,123 15.87%
辽宁 229,158 13.46%
山东 62,737 3.68%
北京 32,984 1.94%
广东 30,666 1.80%
上海 25,404 1.49%
内蒙古自治区 18,216 1.07%
天津 16,257 0.95%
河北 16,184 0.95%
其它 60,585 3.56%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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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山东省居住着超过148,000名朝鲜族人口[58]。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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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深圳市约有2万朝鲜族人口，南山区和福田区分布较为集中。蛇口、深圳大学周边以及东海花园住宅区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聚居区[38]。东海花园因其交通便利以及约1998年前后成为当时唯一被评为3-A级别的住宅楼，开始吸引朝鲜族居民迁入。截至2014年，东海花园约有200户朝鲜族家庭。[59]

随着改革开放，自1980年代起韩国人开始进入深圳地区，并在中韩正式建交后进一步增加。[59]

2007年，深圳市有约500家韩国企业从事中韩贸易，另有500家韩国企业在深圳经营。同年Kang指出，大多数在深朝鲜族已定居五年以上。[38]

截至2007年，部分朝鲜族子女入读本地中国学校。而到2014年，深圳公立学校对外籍学生的名额有限，部分朝鲜族家庭不得不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59]。2007年时，约有400名朝鲜族子女在蛇口的私立国际学校，300名在罗湖区的私立学校，200名入读白石洲双语学校。由于多数朝鲜族学生未在朝鲜族母语学校就读，韩国商工会议所开设了朝鲜族周六学校，2007年时约有600名学生。该机构租用华侨城小学的场地作为周末学校的教室。[38]

知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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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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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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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籍的侨民及其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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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权基玉：中国首批女飞行员之一（出生于朝鲜平壤）。
  • 朴哲洙：朝鲜政府运营的大丰国际投资集团代表。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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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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